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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网络）
上访又称信访按照官方定义，信访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政府、或者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反映冤情、民意，或官方（警方）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等。为处理信访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专门设立有国家信访局，各级政府、人大及政协也设有信访办公室。
上访古来有之，中国古代进京上访，也叫京控，或称“告御状”。京控有些类似于现在的上访制度。中央为彰显“政平讼理”，允许百姓上访，地方官吏为“劝民息讼”不惜“截访”，古时称截拿。这里面，百姓上访有着中央政府想了解和控制地方政府的一面，一般来讲，历朝历代中央政府都不作禁止，但数量一多，也会让中央政府头脑不己。京城作为达官贵人、外国使者最为集中的地方，中国人有好面子的传统，不希望把自己不光彩的一面，特别是展示给外人看到，上访就是一例。
列夫·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上访者上访的理由千差万别。揣着各种理由的上访者，自是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在这里，我不得不泼冷水，上访的效果其实并不大，至少没有想像那么大，这里面有历代以来官官相护的传统。当然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如果上面的某某官早对下面的某某官看不顺眼，上访者又刚好有机会遇上，也就为处于上位的官吏整治下面的官吏提供了口实，说不定上访还真能上访出结果来。比如电视剧《三蒸骨》，该剧以三蒸骨疑案为剧本，上访者最后咸鱼翻身，一洗冤屈，不过这其中真相究竟到底如何，事实不可考就不得而知，估计这里面的励志多于真实。如果上访者怀揣着遇为民作主的清官之动机，恐怕这种可能性，与投注二元博巨奖的机率也就相去不远。
一直以来，中国权力者权力的构成是下对上负责，权力的顶层者一纸批文远胜过法律，权力越大这个效果越明显。无庸讳言，权力大的人多数住在京城，这就造成上京上访者络绎不绝。蒙冤受屈的中国老百姓，在官官相护的现实社会里，并没有多少渠道为自己洗雪冤屈。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他们也愿赌上性命，倾家荡产，指望通过上访来改变自身在现实所遇不公平的境况。
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社会冲突加剧，上访数量不断攀升，据新华网发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级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信访1373.6万件(人)次，而各地赴京上访量平均增加了58.4%，其中赴京集体上访增加了73.6%。信访部门的一位官员曾用“倒金字塔”来形容上访量的增幅，以河南省周口市为例，2004年，全市赴京上访的人数比上年增长了79%，赴省上访增长41%，而市一级上访人数增加了26%。这也就意味着群众进京上访数量的增长，要远远大于地方上访数量的增长。不过，数据几乎是十年前的，后面的数据官方虽不再公布，相信数据肯定不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对信访、信访人、信访事项等都作了明确的解释。2005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新的《信访条例》。新的信访条例规定，信访人有权面见机关负责人，并可凭证查问信访的处理情况。同时，信访工作会纳入公务员体系，并会对渎职和打压上访者的官员进行处分。
虽然法律规定个人有上访的权力，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访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到地方权力者政绩和权位。对地方权力者而言，这些上访者云集京城，是个很让他们脑痛的问题。上自不喜，下必就急，在今天更害怕被外国不怀好意者利用，成为攻击政府之口实。于是乎，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围追赌截，不仅把有上访倾向的人列为高危上访人员并严加管控，而且被精神病这样的事件也层出不穷，更成为中国特色一景。
在法律层面，越级信访特别是赴京上访，是合法行为。但上访要解决的问题五花八门，而且很多的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些问题拟通过赴京上访来达成自己的愿望过于一厢情愿。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公民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比率只有千分之二。正也说明按法律规定的正常申诉渠道作用微小，老百姓为问题得不到解决所苦，不得不频繁作超出法律规定的反抗，这就形成了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应对这些反抗又不得不持不支持甚至强硬打压的态度，而且这种“维稳”强度越来越大。根据清华大学学者孙立平估计，中国2010年有超过18万宗如示威和骚乱的“群体性事件”是接近10年前数量的三倍。中国2010年的维稳支出金额为5,490亿元人民币 ，超越于国防费用的5,340亿元人民币。
近些年，中国社会里广为流传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这样的说法，或许是技术上的创新，促成了管理的创新。4月23日，国家信访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这是国家信访局针对类似问题首次出台系统化的专门文件。规定从今年5月1日起，信访部门将不再接待越级走访，这意味着，如果有人要上访当地政府的问题，须向当地政府提出，但通过网络、邮件等形式进行信访则不受限制。
这其中还有一个说法，官方去年高调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要求各地方党委政府将其发扬光大，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就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典型。枫桥经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二是帮扶刑满释放人员。据说五年来，枫桥200多名刑满释放人员中，绝大部分人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好率达99.15%，有的人成了致富能手，有的人还入了党，当上了村干部。三是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新模式。随着经济发展，枫桥镇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推出新的管理模式，统一为外来员工解决住房和子女入学等问题，每年还评比“十佳外来优秀青年”，授予中高级人才以“荣誉镇民”称号。
其实，不管是广为流传的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还是枫桥经验，其作用终归极其有限，不排除会有些个例上的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但无法从根本上被整个中国社会复制，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模式。束缚于体制之弊注定让官民利益博弈呈暴力化，为政者同样受体制所困，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来强力维稳，却并不消解不公平的社会待遇。民怨越结越深的社会现实里，其结果自然是越维越不稳。另一面庞大的维稳支出挤占了社保，医疗等这些本应大力投入的民生费用，无疑加重整个中国社会的负担，最终动摇的是国家之根本。
因此，每年上千万如此海量的社会问题就如同大坝内蓄藏的一个又一个洪峰，而信访、上网则是大坝下开设的一条条泄洪用的沟渠，在不改革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这些沟渠的作用终究有限，依靠国家强力机关搭建的大坝，让水位越蓄越高，压力越来越大，还要不停的接受越来越巨大的洪峰冲击，谁能保证不溃坝而一直安然无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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